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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李梦阳与应诏上疏稿（第1页）

李梦阳，男，现年三十三岁，祖籍河南扶沟，陕西行都司庆阳卫人，正史中的他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前七子的领袖。

但弘治十八年的李梦阳还没在官场上心灰意冷然后投身文学，此时的他更想在政治上施展抱负。

事情说来话长，大约是三个月前，弘治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治下的大明江山没有臣子们吹嘘的那么歌舞升平，反倒是弊端丛生。于是他下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诏书，要求臣子们尽忠直言。

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李梦阳在看到这封诏书后大喜，被皇帝的诚意所打动，于是他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写了篇《应诏上疏稿》，以一个户部主事的视角，直陈大明的弊病。

然而由于这封奏疏写的太过鞭辟入里，在经过了既得利益者们一系列复杂的博弈之后，李梦阳喜提“上书谏寡人者，进刑部大牢听罪”。

当然李梦阳的上司和同僚们在事后积极展开营救，两个月后李梦阳终于是被放了出来，结果好巧不巧，李梦阳出狱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应诏上疏稿》里的提到的一大祸害——寿宁侯张鹤龄。李梦阳被关了两个月，张鹤龄在后面这小子也使了不少力。

怒火中烧的李梦阳看到仇人分外眼红，上去梆梆两棍把张鹤龄打落马下，张鹤龄坠马过程中恰好磕掉了两颗门牙，于是李梦阳家都没回又被送进了刑部大狱。

所以朱厚照把李梦阳偷偷放出来倒不是怕群臣知道，而是怕张太后那一家知道。

望着有些不知所措的李梦阳，朱厚照秉承着礼贤下士的原则，亲自扶他下辇，二人又勾肩搭背的进入了文华殿。

对于那些沽名钓誉的臣子来说要来硬的，但朱厚照明白，对于李梦阳这种不怕死的，还是要学会感化他。

等到了文华殿内，朱厚照和他对面而坐，又命宦官看茶，言辞恳切，希望他能根据那篇《应诏上疏稿》来提出富国强兵的办法。

“爱卿的那篇《应诏上疏稿》我让人去找了但没找到，想必是皇考让人把它藏起来或者烧了，爱卿可还记得你那篇奏疏里写的什么吗？”

李梦阳沉默不语，他内心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小皇帝这么殷勤，必定是奉了张太后的命令来试探他，一旦自己说话过程中不小心犯了些忌讳，小皇帝就会以此为由送他进诏狱。

朱厚照有些无奈，于是拿来一些题本，对李梦阳说道：

“这本是刑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何鉴的奏疏，上面写他清查了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共计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口...

这本是提督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孙需的奏疏，清出郧阳西安商洛等府州县流民一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一户...

这本是淮安知府的上疏，今年淮扬一代大旱，饥民遍地，有人卖儿卖女，有人落草为寇，甚至有的人饱腹，把尸体从坟里面刨出来充饥...

李爱卿，你当了十年的户部主事，朕现在十分想知道，国库拿不出钱，百姓交不起税，这钱都到哪里去了？”

看着言辞恳切的朱厚照，沉默许久的李梦阳开口答道：“都让那些奸臣、勋戚给拿去了。”

朱厚照大喜：“说的再详细一些。”

“这些问题，臣在那篇奏疏里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李梦阳不为所动。

朱厚照咬牙切齿，说话说一半吊胃口，写网文的时候这么做是要被骂太监的。

他十分想把李梦阳给阉了，但他最终还是忍住，劝李梦阳道：

“李爱卿，我既然瞒着我母后把你放出来了，那便是真心实意的想问你关于振兴大明的国策，你又何必对我有所保留？”

李梦阳看着朱厚照，问道：“陛下真想听臣的那篇奏疏的内容？”

朱厚照说道：“那是当然。”

“那好，请陛下遣退宦官宫女，我便告诉陛下。”李梦阳

“一言为定！”朱厚照一拍桌子，对张锐等人喊道：

“快取纸笔来，你们都出去候着。”

“不用纸笔，那份奏疏的内容臣一辈子都不会忘。”李梦阳目光炯炯盯着朱厚照。

反正两人独处一室，这小皇帝要真敢套自己的话再给自己编罪名，那就一命换一命。

待到宦官宫女全部退出，诺大的文华殿只剩下这群臣二人，安静的氛围落针可闻。

“李爱卿，可以说了吧？”朱厚照问道。

李梦阳端起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思索了许久，才说道：

“我大明的弊病，仔细说来，可分为‘二病’、‘三害’、‘六渐’。

‘二病’者，正所谓‘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第一病乃是元气之病，外表几无症状，而内里早已入膏肓。圣人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我大明如今自吹是海清河晏、众正盈朝，实则是听不得真话，办不得真事，士大夫不知礼义廉耻，只知道因循守旧、欺上瞒下，如此内耗，便耗光了我大明的元气。

第二病乃是‘心腹之病’，治之则难治，不治则亡身者也。所谓心腹，臣指的便是陛下的宦官，当然，臣知道先皇在位之时对于宫内的约束极为严苛，所以像王振之辈的难以再有。可宫外呢？宫中派出去的宦官在各地的卫所、仓厂、场库、钱货等地方占据要职，他们大肆敛财，收受贿赂，祸害地方，这便是我大明的心腹之病啊...”

说罢，李梦阳停了下来，看着朱厚照的反应。

朱厚照一愣：“继续说下去啊？”

“陛下听了这二病之后有何感想？”

“你说的都很对，但我为了治理天下，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要用他们。不过，像文官、宦官这些群体里，十个里面有六七个是坏的，我要做的就是把那三四个好的找出来罢了。”

李梦阳笑了笑，继续说道：“所谓三害，一曰兵害，二曰民害，三曰庄田畿民之害。

所谓兵害，以京营为例，表面上有数以万人在册，实则堪用的人数不足十分之一，为何如此？第一是武官盘剥，导致军士逃亡；第二是权贵私役，无暇操练。最重要的是，朝廷却依旧按照在册的人数放钱粮，致使军饷都流入了权贵之家。

二曰民害，指的是朝廷的赋税太过繁重，臣是户部的主事，深知此事。百姓们不但要承担田赋，还要缴纳油、蜡、皮、纸等实物。这些实物在弘治初年的缴纳数量还不算多，然而到臣入狱之前的时候，缴纳的数量相比弘治初年已经增加了十倍！再加上地方官的盘剥，百姓的负担怎能不重？

李梦阳，男，现年三十三岁，祖籍河南扶沟，陕西行都司庆阳卫人，正史中的他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前七子的领袖。

但弘治十八年的李梦阳还没在官场上心灰意冷然后投身文学，此时的他更想在政治上施展抱负。

事情说来话长，大约是三个月前，弘治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治下的大明江山没有臣子们吹嘘的那么歌舞升平，反倒是弊端丛生。于是他下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诏书，要求臣子们尽忠直言。

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李梦阳在看到这封诏书后大喜，被皇帝的诚意所打动，于是他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写了篇《应诏上疏稿》，以一个户部主事的视角，直陈大明的弊病。

然而由于这封奏疏写的太过鞭辟入里，在经过了既得利益者们一系列复杂的博弈之后，李梦阳喜提“上书谏寡人者，进刑部大牢听罪”。

当然李梦阳的上司和同僚们在事后积极展开营救，两个月后李梦阳终于是被放了出来，结果好巧不巧，李梦阳出狱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应诏上疏稿》里的提到的一大祸害——寿宁侯张鹤龄。李梦阳被关了两个月，张鹤龄在后面这小子也使了不少力。